不妨设想一下相反的情况。一家欧洲大型媒体集团的所有者，在美国总统选举前数月告诉美国选民，哪位候选人才是他们的”最后希望”。美国的愤怒反应是可以预见的，而且很可能极其强烈。相比之下，欧洲似乎几乎已经习惯了这类越界行为。
也许，这才是更大的问题。
因为埃隆·马斯克早已不是个例。越来越多的全球科技企业家，表现得像某种新数字世界秩序的非官方总督。他们拥有影响力超过许多国家的平台，掌控公共讨论，并评论选举，仿佛那只是股市预测或产品评价。
真正的悖论在于，恰恰是那些不断宣扬创新与颠覆的企业家，似乎对民主缺乏耐心。因为民主是倔强的。它不能被编程，不能被收买，也不能通过软件更新加以优化。它不接受拥有认证徽章的独裁者。
因此，最终留下的是一个简单的认识：法国不需要来自加利福尼亚或得克萨斯州的最后希望。法国需要自由选举、独立机构，以及能够自行决定把选票投给谁的公民。
其他一切或许能在X上行得通。
在民主制度中，不应如此。
Andreas M. Brucker
埃隆·马斯克又一次发声了。这一次，他称玛丽娜·勒庞为”法国最后的希望”。短短一句话，却蕴含着一种耐人寻味的世界观。这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他显然相信，欧洲民主国家的未来可以像自家平台的算法一样轻而易举地加以操控。
人们不禁要问：美国那个不干涉其他民主国家内政的老原则，究竟怎么了？显然，一旦某人拥有足够多的数十亿美元，并掌握一个影响力超过许多传统媒体的传播平台，这种克制便不再适用。
其实，这根本不是关于玛丽娜·勒庞的问题。可以支持她，也可以反对她——这是法国选民的事。这恰恰是民主的核心：由公民作出决定。不是华盛顿，不是布鲁塞尔，更不该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一位企业家。
然而，这个理念似乎正日益令一些科技亿万富翁感到陌生。
几十年来，若一个人习惯了收购企业、挤走竞争者，并通过一次鼠标点击制造政治关注，他或许就会形成这样一种信念：民主程序不过是另一种商业模式。只差一次更新、一位新CEO，以及几个效率更高的用户。
遗憾的是，民主并非如此运作。
它费力。它缓慢。它产出的是妥协，而非最大回报。最重要的是，它有一个决定性的设计缺陷——至少在某些超级富豪看来如此：每位公民恰好拥有一票。马赛的一名收银员在投票日的分量，与世界首富完全相同。这是何等令人无法接受的冒犯。
或许，真正的冒犯恰恰就在于此。
因为民主没有高级会员资格。亿万富翁没有黄金身份，没有通往投票箱的VIP入口，也无法通过股价为自己获得额外选票。金钱能够带来影响力——却不能带来民主合法性。
尤其讽刺的是，恰恰是这些圈子不断谈论言论自由。当然，埃隆·马斯克有权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这一点无人否认。但言论自由同样保障人们有权将这种干预称为其本来面目：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企业家之一，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参与塑造主权国家的政治辩论。
Andreas M. Brucker
Andreas M. Brucker
不妨设想一下相反的情况。一家欧洲大型媒体集团的所有者，在美国总统选举前数月告诉美国选民，哪位候选人才是他们的”最后希望”。美国的愤怒反应是可以预见的，而且很可能极其强烈。相比之下，欧洲似乎几乎已经习惯了这类越界行为。
也许，这才是更大的问题。
因为埃隆·马斯克早已不是个例。越来越多的全球科技企业家，表现得像某种新数字世界秩序的非官方总督。他们拥有影响力超过许多国家的平台，掌控公共讨论，并评论选举，仿佛那只是股市预测或产品评价。
真正的悖论在于，恰恰是那些不断宣扬创新与颠覆的企业家，似乎对民主缺乏耐心。因为民主是倔强的。它不能被编程，不能被收买，也不能通过软件更新加以优化。它不接受拥有认证徽章的独裁者。
因此，最终留下的是一个简单的认识：法国不需要来自加利福尼亚或得克萨斯州的最后希望。法国需要自由选举、独立机构，以及能够自行决定把选票投给谁的公民。
其他一切或许能在X上行得通。
在民主制度中，不应如此。
Andreas M. Brucker